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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信其有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于某些荒诞离奇诡秘莫测的传闻,或言之凿凿但一时虚实难辨的事件,信,还是不信,就成了对一个人的判断力、意志力乃至“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考验。善良的中国人一向被教育要“不信谣,不传谣”(造谣更是罪该万死),然而许多“谣言”尽管当初被人严正澄清,后来却一再被证明为不易之事实,久而久之,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学会了“正面文章反面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技巧,对于一些正在被辟谣、被封杀的小道消息,往往愈更津津乐道坚信不疑。

  新华社记者从陕西省富平县采写的“‘舞女’当法官,流氓提(法院)院长”、“白吃白拿白嫖白赌白书记,抢权夺权贪权揽权白兵权”的新闻(新华网2001年10月15日)公开刊播后,自然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北京有个年轻记者,读完这条新闻后“疑窦丛产”,于是不远千里跑到陕西富平县采访了“舞女法官”王爱茹、“流氓院长”加森有,回来后写了满满两大版报道,称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王爱茹并未当过舞女,加森有似乎也并无劣迹,云云。然而没过两天,陕西省政法委正式决定:对“舞女法官”王爱茹立即予以辞退;原富平县委副书记、现渭南市移民办主任白兵权,富平县人民法院院长加森有停职检查,待查清责任后再做处理(转引自《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2日)。这名年轻记者顿时傻眼了,明白由于缺乏采访“流氓”、“舞女”的经验,自己多半是被加森有、王爱茹等人给涮了。我颇有点儿幸灾乐祸地对她说:你还记得湖北荆门市三陪女当宣传部长、山西绛县“三盲人员”(文盲、法盲、流氓)当法院院长的事吗,现在陕西出了个“舞女法官”、“流氓院长”,有什么奇怪的呢?对这种事就得“宁可信其有”,你的“疑窦丛生”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更不应该抱着“辟谣”的目的去做什么“核实报道”……

  我并非比这名年轻记者高明,而只不过比她多吃几年有中国特色的米饭,从而多一些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就多了一些“宁可信其有”的世故。不过我想过不了几年,她肯定也会被坚硬的现实锻炼得和我一样“自信“的。我在某市有个朋友,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该市街头巷尾盛传市委书记夫妇与某件大案要案有牵连,可能会有较大的麻烦,而且那段时间市委书记的确很少在报纸、电视新闻上露面了;不料春节期间,报纸、电视上突然出现了市委书记容光焕发地携妻子与民同乐的感人场面,善良而聪明的人们于是明白,市委书记终于度过难关了。果然,有知情人从与市委书记同住一个高干大院的某领导那里探出小道消息:市委书记家停放在院子里的奔驰、宝马级轿车少了几辆,看来是交出部分东西之后就既往不咎了。朋友感慨说:别说他贪了几辆奔驰、宝马,就是说他把咱这半个城市都贪了我也信,对这种恶心事必须宁可信其有,而且越恶心越可信,谁不信谁是傻瓜!我附和道:这就像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因收受巨额贿赂被查处后,昆明市一名出租车司机说的那样,“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有领导被抓了,我们都很高兴,因为都不会抓错”(《南风窗》2001年11月);你没听人开玩笑说吗,现在把某某级别以上的干部拉出来站成一排,要全都枪毙可能有冤死鬼,可是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

  那天看报,说德国不莱梅大学历史学教授洛塔·马赫坦宣布找到了确凿证据,证明纳粹元首希特勒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一性取向使得他浑身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性吸引力”,“正是这种色情和性感的混合作用使得希特勒喜怒无常的多重人格在许多人眼中竟成了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多少高智商的人都中了他的蛊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结论表明,这位有着同性偏好的元首却极有可能是个性无能者,尽管他身边的男人或女人走马灯一般连续不断,而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一桩能有个圆满的结尾。”(《生活时报》2001年10月22日)有人认为马赫坦的发现太邪乎,我却愿意无条件地视之为铁证——因为我相信,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暴君,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他们身上有再多再怪的癖好和恶习,比如不洗澡不刷牙,比如专门摧残少女、村妇,比如梦中杀人后醒来必杀人,比如喝人血吃人肉,我都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不会感到难以置信。道理很简单,独裁者、暴君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如此放纵、暴虐、变态其实是那样的“合乎情理”。

  那天参加一个聚会,有个号称已经读书破三万卷的漫画家透露说,他最近看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介绍“文革”时的酷刑除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剜目、割喉等以外,还有一种是把人的舌头拉出来用铁钉钉在桌子上。席上有个娇滴滴的年轻美眉听了尖叫一声,惊呼“太残忍了,绝不可能”。我们只好像哄受了惊吓的小孩一样开导她:姑娘,“”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体性大灾难,被“革命”后的“文化”使得那时人性的残忍与酷烈超出了后人的想象,对于“钉舌头”那样的酷刑,我们希望你有勇气相信它并非虚构。为了证明“宁可信其有”逻辑之可靠,我还给这个美眉举例说:法院副院长因小学三年级学生戏言了一句“你不行”(说他不会游泳),就将该生扔进河里活活淹死;女副市长开枪打死情人后自杀,在遗嘱中要求市里为她召开一个“最隆重的追悼会”;男副市长的车队在小桥边将女中学生挤落下桥,一帮人眼睁睁看着她在河中淹死,副市长却在电视上辩称“关键是小孩没有自救能力”;46岁的男副市长为自己年仅16岁的中学生情人买车而向人索贿10万元;以演唱革命歌曲著称的女主旋律歌唱家与走私大亨欢娱数夜后,获得了上千万元“感情费”……这样的事现在我们算是见怪不怪不信也得信了吧,可是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有人恐怕也会觉得它们“太荒唐了,绝不可能”的。

  年轻人相对见识不多,思虑单纯,对人对事总爱往好的方面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小说家柔石,一向“相信人们是好的”,鲁迅“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睁圆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稍后柔石对于鲁迅的“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这个柔石,1931年2月7日被政府杀害于上海龙华。从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的态度“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看,他对柔石的“相信人们是好的”而最后被一个无论用多坏的恶意去推测也不为过的政府杀害,一定是深为叹惜的。中国老百姓其实谁都巴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国家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可是到头来往往连“暂时做稳奴隶”的理想也无法实现,一不小心就堕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坟·灯下漫笔》)。在这等文化背景下,对某些国人抱着“最坏的恶意”去推测,至少能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最后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比用“最坏的恶意”去推测的还要险恶,但因为原本就没抱任何希望,也就不会在绝望中彻底崩溃;一种是如柔石所说的“不至于此”,某人尚有良知存焉,某事尚有回旋余地,则多少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人性之初始本无善恶之分,同理,一个人对他人的推测最初也当并无善意恶意之分,最终是发展成“最好的善意”还是“最坏的恶意”,对“舞女当法官”、“市委书记家举办‘名车博览会’”、“副市长女中学生”之类的小道消息,是宁可信其有还是“打死我也不信”,归根到底,无不取决于现实环境与世事人情之本来面目,岂有他哉?